果然，几次“酌古准今，折衷定议”的章程，送了上去，都为慈禧太后随意找个小毛病发了下来，面谕重新拟议。
这样一再挑剔，逼得军机处和内阁的重臣，非照宋朝垂帘的故事来办不可。宋哲宗的祖母，宣仁高太后有“女中尧舜”之称，不足为虑。宋仁宗的嫡母章献刘皇后，虽亦被颂扬为“今世任姒”，其实是个极厉害的脚色，慈禧太后的性格，与她颇为相象，因此，恭王不得不有所顾虑。
那一阵子，科甲出身的官员，把酒闲叙，常谈宋史，宋史中又常谈章献和宣仁的事迹，于是传说中“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也常被人提到了。
有人谈到这个故事，说“狸猫换太子”是对章献刘皇后的厚诬，但宋仁宗在章献生前，始终不知道他的生母是李宸妃，以及章献亏待了李宸妃，都是事实。当李宸妃守陵病殁，宰相吕夷简向章献进言，主张加以厚葬，章献大怒，责问吕夷简，何出此言？吕夷简的答复是：“臣待罪相位，事无内外，皆当预闻。”
由此可以推想而得一结论，宋仁宗以冲人即位，章献垂帘听政，如果不是李迪、王曾、张知白、杜衍，以及吕夷简、范仲淹这些大臣，正色立朝，遇事裁抑，那么，以车驾卤簿，同于皇帝，乘玉辂，谒太庙的章献刘皇后，可能会成为武则天第二。
这些议论。对恭王是一大刺激，也是一大启发。他要求诛杀肃顺，不过是他复起当国所必先排除的一个障碍，促成垂帘，才是他重掌政柄所必须履行的一个交换条件，但说到头来，这是违反祖制的，所以他早就内疚神明。而自肃顺伏法流放，几乎一夕之间，舆论大变。以前说肃顺跋扈专擅的，这时都在往他好的地方去想了，认为他的反对垂帘，并不算错。相形之下，显得错的倒是赞成垂帘的那些人。这一来，恭王内疚之余，而且也得要外惭清议，力图补救。
补救的办法。就是鉴于章献刘皇后的往事，设法在慈禧太后尚未独揽大权之前，先谋裁抑之道。今古异制，依清朝的传统，那怕贵为议政王，也不能握有如唐宋那样与君权对等的相权，这样就只有多方面安插为自己所信得过的人，一方面是为了合力对付慈禧太后，另一方面也是培植自己的势力所必须采取的手段。
经过大臣们一议再议、一改再改，经过半个月的反复磋商。一份史无前例的的垂帘章程终于出笼，对两宫太后垂帘一事作出规定：
太后召见、引见臣下时，都需要隔着帘子进行。
召见、引见是很有讲究的。
除了定期的朝会大典以外，清朝皇帝与大臣的交流有两种比较常见的形式：折奏与面奏。而臣下面奏皇帝时，又分为召见、引见。召见，俗称“叫起”，皇帝要商议军国大事时，就召见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六部九卿等官员，召见时必须由重要的官员带着面见，这些重要的官员主要是亲王、御前大臣轮流带领引见。俗称“递牌子”，是被任命的有一定品级的文武官员上任之前，面见皇帝，引见需先进名单、履历折、绿头签。一人或数人觐见。召见或引见的官员须由奏事处的太监传旨，直呼被召见人的姓名然后领进屋，大臣进来必须先跪安养心殿明间，口称“臣某某某恭请皇上圣安”，满人则称“奴才”，起立后趋走到皇帝所坐近前。在预设的白毡垫上再次跪下，皇帝问即答。无论召见、引见的时间有多长，官员必须一直跪奏，待皇帝说“跪安”，方表示谈话结束，才可起立后退至门口，然后转身退出。清代只有极少数人因身份特殊，可坐或站与皇帝谈话。如顺治时摄政王多尔衮免礼仪，康熙时顾命大臣鳌拜赐座谈话，同治初期议政王奕“王爵世袭，食亲王双俸”，并“免召对叩拜”，即可站立与皇帝谈话。跪奏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此大臣们都练就了言简意赅的本领，常常在三句话内就将问题说清楚，以免皇帝继续追问，以减少跪奏的时间。而且多半用厚棉絮做成护膝，以免跪奏时间过长引起疼痛，并且经常练习以免“失仪”清制君前“失仪”要受处分的。皇帝召见大臣在养心殿的东暖阁，引见大臣则在养心殿的明间。
“太后垂帘听政，那必然是和皇上听政是一样的，”贾帧侃侃而谈，“那依旧在养心殿召见大臣，只需拿一个纱布帘子隔着便是，”大局落定，大学士们也是一派从容的模样，其实也就是两个空桶子的大学士，桂良早就去忙军
二十三、慈禧慈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