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中有见识的大臣都明白,九边的虏祸，看起来是外患，实际是内忧。战争的胜负由两个关键因素决定,一方面是内部的准备与支持,另一方面是外部交战时的预测与调度。
而中央乃至九边的蠹政,注定军队在与蒙作战中占不了上风。就内政而言，腐败成风的官场上,军饷被吞,屯田被占,私役繁多,兵卒无以为生。居重驭轻的国策下,边军火器不足,甲胄不全,马政败坏,兵卒无以为战。就外部交战而言，互相制衡的结构内,三堂互制、武臣互制、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都使得军队如处笼中,九边将领为了保住乌纱帽,彻底放弃了积极对抗,转为消极防御。
这样的局势，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阁老们深知,即便是冠军侯在世，王守仁亲去，也无法戴着镣铐打赢这场仗。而月池在宣府时，纵使有朱厚照的默许和内阁的支持，纵使她豁出性命,也是只能做到清查屯田，整肃军备，除掉贪将，为接下来的改革扫清道路。但朱厚照不一样，在君主集权到达顶峰的明代，他的到来等于是降维碾压。
在后勤准备上，人家一道圣旨就能要求户部集府部大臣，备好陕西三边及宣大两年的粮饷。户部尚书梁储焦头烂额，先是发太仓存留米四万石，接着从山东、河南起运临清、德州二仓十五万石米，然后又发太仓银二十万两，召商上纳粮。虽然还是不够两年之数，但还是先马不停蹄给人送去。
在战场调度上，原来的金字塔式的行政链条大大降低了行政效率，可如今金字塔尖直接落了下来。官员、士卒因天子降临，皆是大受鼓舞，人人都奋勇争先，希望能攀上通天之路。陕西三镇的办事效率还从来没这么快过，文官、武将、宦官再也不扯皮推诿，而是绞尽脑汁，商榷战术，希望能做到尽善尽美。就连勋贵乡豪、宗室贪官都夹起尾巴做人，谁敢在这时候往枪口上碰。
不过有一点，朱厚照并没有从京征调军队，而是只带了神机营，选择到此来调度边军。这还是由于内阁苦口婆心地劝说，京师的防卫绝不能空虚。而陕西三边，经杨一清和才宽两任总制的整顿，士卒和马政虽有改善，可也没到脱胎换骨的地步。这是人员上的致命漏洞，但人的不足能被技术上的超前弥补。他此番携带了大量的火器。他自登基之时就令御马监制造火器，在宣府时刘瑾也督促军匠改良火统。之前的这些准备，为这次大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由此可以看出，于明一方，皇帝的到来，暂时弥补了制度的缺陷，但这对皇帝本人的素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皇帝本人要是多谋善断，力挽狂澜，重振军威也并非难事，不过要是皇帝在战场上出了岔子，内阁就只能做好丢疆弃土、死伤惨重的准备，抓紧去物色下一个明代宗了。
而在鞑靼一方，情况却迥然不同。图鲁的权威，来自衣裳坏弊，肌体不掩的民众对成吉思汗的怀念。他们觉得成吉思汗的子孙，终有一天能够带领他们，摆脱眼下的困苦，重回过去的幸福。
然而，各路部落首领和权臣，却没有那种忠君爱国的思想。脱脱不花汗被弑，摩伦汗被弑，就连达延汗的生父巴彦蒙克也是死在异姓权臣之手。在权臣心中，早就没了对黄金家族的敬畏。达延汗登基后，蒙古诸部落愿意服从他，仅是因为他和满都海福晋的实力。
可如今，达延汗身死，满都海福晋病重，图鲁不过是一个无战功建树的年轻后生，他无法将部落联盟拧成一股绳。而除了他之外，任何一个能征善战的将领也无法担当率军的大任。图鲁要是亲征，还能维持一定程度上的合作。他要是不去，大军说不定在察哈尔草原就能吵起来。
满都海福晋只能趁着自己还有一口气在的时候让图鲁出征，否则越拖，情形只会越糟。右翼会借助明廷的支持，打着喇嘛教的旗号，继续招徕牧民。天长日久，黄金家族最后一点儿威望也会消失殆尽。而明廷一方，因着和右翼结盟，陕西三边重归安定，能够节省大量的军费，从而专注对付汗廷。而左翼中，喀尔喀部和科尔沁皆是心思浮动，未必能够忠心侍奉，一旦发生一点儿内乱纠纷，右翼和明廷一定会大举来攻，那时就真的是回天乏术了。
满都海福晋有时也会后悔，不该杀了达延汗，可不杀他，死得就是她们母子。这时细细回想起来，原来整个汗廷都在一步一步被逼上绝路。胜
289 偶缘犹未忘多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