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淑丽 入行时间：1980年
履职经历：现任作家出版社大众一编室主任、编审
编辑作品：余秋雨《文化苦旅全书》、《杨红樱校园小说》、《杨红樱童话系列》、《张贤亮作品集》（七卷）、《秦文君小说系列》等。多次荣获全国各种奖项，长期占据全国图书销售排行榜。
为什么要进入出版业，做图书编辑？
王淑丽：受家庭影响吧，因为我的父亲是在出版行业里工作。记得那时候还有个传统，子女可以去父母单位上班，于是1980年我参加了父亲所在的出版社的招聘考试，并且顺利考了进去。那时对进入出版社工作并没有太强烈的感觉，只是很高兴，觉得自己考进去很幸运。不过那时候，对女孩子来说，当个编辑、记者还是很向往的。
我进了出版社开始一直是做编务工作，1986年调入作家出版社。1995年作家社率先在全国进行出版机制改革，我从总编室转到编辑室，开始真正做图书编辑。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但近二十年下来，我觉得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对的，无怨无悔。
编辑生涯中对您而言最重要的书有哪些？
王淑丽：对我来说每一本都很重要，都是唯一，都是第一次。因为这个过程超越了作品本身的意义，背后都有许许多多令我难忘的故事和经历，我想所有的编辑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做余秋雨先生的《霜冷长河》是1998年。我和同事一起去上海出差，我去书店和店员聊天，店员告诉我余秋雨先生的作品非常受读者喜爱，我当时就走了心，可是我当时并不认识余秋雨先生，我就通过上海的朋友最终辗转找到了他。我非常诚恳、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表示希望向他约稿，没想到余先生很快就回复了。这一回复，便有了之后长达十几年的合作。
文学是遗憾的艺术，编辑生涯中最令您遗憾的书有哪些？
王淑丽：我虽然不想用遗憾这个词来形容，但在出版的过程中肯定在某些细节上会有不尽如人意的，例如：这个封面要是那样可能视觉效果会更好；那本书的结尾若稍微改下可能更吸引读者。无论是作品本身还是已经成书，不完美有遗憾是正常的，但是我在编辑过程中会尽自己最大努力使其完美，例如在做《霜冷长河》时，我们封面就做了十个，铺在地上一排，作家、编辑、发行一起来选。
那是否有您本来想做却没做成的这种遗憾呢？
王淑丽：对，这个可以说有遗憾。我曾经在一年跑了三本后来大卖的书，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三个选题最后都放弃了，那时心里也难受了一阵子。但从主观上尽可能不给自己留遗憾。
2000年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的《女生日记》、《五三班的坏小子》在一些出版社转了一圈，没有被出版，可是我看过作品之后，特别有感觉，“永远的三八线”、“选择同桌”这些篇章，让我回想起自己美丽的童年，想起当年那些小伙伴。应该让我们的孩子读我们自己作家的作品。于是《女生日记》、《男生日记》、《五三班的坏小子》等校园小说与小读者见面了。目前这些图书已成为中国童书市场上的经典，长销十几年，总销量过千万册，《女生日记》单本再版过百次，销量200余万册。
2010年我编过的《拯救男孩》，是一部以众多研究为基础，对当代中国男孩的危机现状作科学而翔实的描述，揭示男孩成长与教育之道的作品。作者找到我时，首先吸引我的是这部作品的话题感非常强，这类题材的书是我没有涉及过的，我决定尝试一下。但当时作者又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起印（10万册）要求，对我的挑战和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最终我做到了，而且销量突破了起印要求。当然自己很有成就感，现在回想起当初这本书的出版过程历历在目。
当编辑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王淑丽： 对我而言，做书的意义甚至超过了一本书本身的意义。作书的过程、与作者沟通的过程，是个彼此尊重彼此信任了解的过程，有的已经是长达十几年的合作，真的是不离不弃，相互感恩，大家的关系像老朋友，像亲人，已不只是图书编辑和作者的关系。
三十几年在这个行业里，应该说有喜悦、满足、成就、悲伤、挫折，但最终对这个职业的热爱有增无
王淑丽:做编辑比当作家更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