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明天就去三司问一声。”
可能后人有点儿不懂，认为宋朝官制是为了加强皇权。实际这样说，还真错了。宋朝官制那么坑，非是为了专权集权，而是为了分权，这个权也包括皇权。
正是因为这个分权，至少在北宋早中期罕有真正的权臣出现，包括丁谓、吕夷简、韩琦与王安石，宋英宗搞濮仪一直没有成功。
所以才有了这番对话。
它也是整个变法的缩影，那就是赵顼虽是裁决者，但不是定策者。制订国家政策乃是两府的事，然后上书赵顼，赵顼裁定同意与否。
现在王巨扮演着定策者的角色，策已定，那么就要到赵顼决，也到了赵顼大力支持的时候！
“不过……”
“陛下，想执行齐商税是很想，但可以一步步来，第一步是简化各州县的场务与商税。陛下，臣问一句，对国家贡献最大的群体是谁？”
对宋朝贡献最大的非是一等户，他们的伤害作用远大于贡献作用。比如商税，有几个一等户豪强规规矩矩地交纳商税，还有耕地，有几个豪强认真的交纳了两税，相反的，大肆隐田隐丁。
除了豪强，还有一个比较可恶的群体，寺观！包括少林寺，那些武僧的做法，有些真的太丑陋了。
因此对宋朝贡献最大的群体乃是二等到五等户，他们才是纳税服役的主体力量。
至于六等以下户，人家连饭都吃不上了，何来的贡献，不过就是这样，一些苛刻的州县仍让他们纳税服役。
但这个主体还是二到五等户，特别是中间的三四等户。
这个三四等户不仅是指农民。还包括市坊户，也就是城市户口，工人、商人、服务行业……
所以王巨提议朝廷先下一诏。整顿场务，将不必要的场务一一取缔。节约国家胥吏的支出，同时明文规订，任何商货只能征纳一道往税，一州之内只能征纳一道过税，一路之内只能征纳两道过税，全国之境，只能征纳三道过税但不得超过三道过税。各商人凭借朱钞做证明，如数交纳商税后。任何场务只有核实之权，但不得用任何形式勒索、扣压商人的货物。
如果违反者，商人可以向官府诉讼，相关的胥吏也必须严惩不怠。
赵顼听后额了额首。
无他，一是李老汉的遭遇，正是李老汉的遭遇，才让王巨愤怒地出手。
二是王巨以前就执行过类似的政策，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将他的政策搬抄过来，朝廷就可以引用执行了。
这条策略如果在全国执行，对那些中小商人无疑是一个福音。
然后是第二道诏令。任何人经营商贸，包括官户在内，都必须交纳商税。否则严惩不怠。
但在这里要注意的是与前面对胥吏严惩不怠则不同，那个在第一道诏令里就明文规订如何严惩不怠，但在这个严惩不怠里尽量说得含糊一点，以免引起更大的反弹。
先让大家适应了，也因为含糊不清，会引起一些纠纷，然后再顺水推舟地推出如何严惩。那么慢慢地，全国之内，就能接近地实行齐商税了。
是接近。不是真正全部执行。
这好比大夫替重病患者治病，有一个方法。用虎狼之药驱之，再用温和之药调养身体。王安石变法就是这么做的。
还有一种方法，那就是一直使用温和之药，慢慢地将病情改善，也就是王巨的齐商税手段。
没办法，它的打击面太大了。
“王卿，朝廷不准许官员行商啊。”
官员行商会引来什么后果，都懂的。
可是王巨讥讽地说：“苏轼公开经营私盐，吕惠卿用免役法勒索江南大户替他购买耕地，文公家人放高利贷，富公与王拱辰在洛阳修建豪奢的庄园，比皇宫还要富丽，就连介甫公回到江宁隐居还购买了大量耕田做一个舒适的田舍翁，国家*到这种地步，还谈得上什么不准官员行商？”
“介甫公不同。”
“一个交纳税赋，一个兼并耕田，有何区别？既然国家禁止不了，何不引导之。不过陛下若不放心，可以再补充一道诏书，官员本人不得经营商贸。”
赵顼继续沉吟。
他现在的心态得
第725章 断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