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合称为中华世界。
由于中华世界为儒家社会，儒家文化是社会的主流文化，因此这些地区又称儒家文化圈，又因使用汉字而称为汉字文化圈。
就中国典籍上的记载来看，先秦华夷之辨区分的主要标准是以华夏礼仪的有无。
汉晋以后华夷之辨区分的主要标准是以血缘远近。
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大致有三个标准血缘衡量标准，地缘衡量标准，衣饰、礼仪等文化衡量标准。
实际情况是，在先秦以后，在“华夷之辨”上的衡量标准是三个标准并行，以血缘及地域进行衡量的观点一般在华夏面临严峻威胁即遭遇严重入侵和灾难时占据主流，而这主要也是为了保护华夏族群的存续。
受近代西方民族理论的影响，很多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没有民族主义，但实际上，古人们民族国家意识最突出的表达莫过于“华夷之辨”。
“华夷之辨”存在着深刻的民族主义色彩。
因此，古代中国人具有史所罕见的最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
而先秦中国人严格地以文化（服饰、礼仪、思想、道德等的综合体）严格区分先进的华夏族与落后的蛮夷，汉晋开始以血缘为主要因素区分。
所以说，用西方的东西来衡量中华的东西根本就行不通，我们有自己的体系，当然，活水不腐，学习他人长处，补上自己短板，这是对的。
但是全面否决自己，那就是傻子。
刘元昭是在和文官，武官，有钱的百姓，一般的人家，普通士兵，小孩，以及其他民族的百姓。
他仔细询问了他们的想法，也搜集了一些民族矛盾的案例，同时还有锦衣卫的暗中走访。
对于宗教和民族问题，刘元昭必须进行改革，当初的做法太过于简单，靠着武力强压那只能是让矛盾越来越深。
而这一次，刘元昭击败了满清，让他一时缓不过气来，至于大明还在剿灭自己内部的流寇，无暇顾及周边情况。
特别是跟随刘元昭一起打满清，又是死伤近万，崇祯现在还在心疼，不敢再霍霍了。
四月，给事中吴甘来请发粟以赈饥。时山西、陕西自去年八月至于是月不雨，赤地千里，民大饥，人相食。民饥而乱兴，而明将多杀良冒功。中州诸郡，畏官兵甚于“贼”。疏入，初六日，崇祯帝诏发帑赈饥。
六月，总督陈奇瑜与郧阳抚治卢象升合兵于上津。时农民军各部多入汉南，陈奇瑜乃引军西向，约会陕西、郧阳、湖广、河南四巡抚围剿汉南农民军。
农民军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部见明军四集，误走兴安（今陕西省安康市）车箱峡（今陕西省平利县老县镇）。
峡谷之中为古栈道，四面山势险峻，易入难出。时天雨两旬，被困的农民军马疲食尽，李自成用顾君恩谋诈降，以重宝诱奇瑜左右及诸将。奇瑜许。
七月起义军从车箱峡脱围者计三万六千余人。
崇祯帝以农民军聚集陕西，下令河南兵入潼、华，四川兵由兴、汉，山西兵出蒲州、韩城，湖广兵入商、洛，合剿农民军。
崇祯七年（1634）十月二十七日，湖广兵援汉中，被农民军击败，副总兵杨正芳及部将张士达战死。
陈奇瑜被逮后，洪承畴以兵部尚书受命兼摄陕、晋、楚、豫、川五省军务，准备更大规模地围剿农民军。
崇祯七年（1634）十二月，农民军高迎祥、李自成等部由陕东出终南山，进入河南，连克陈州，灵宝、汜水、荥阳等地，声势复震。崇祯帝急令洪承畴出关与山东巡抚朱大典合力围剿农民军。
明朝内政正在一步步崩坏，原本只是一个陕西的民乱现在已经波及山西河南等地了。
所以刘元昭可以安安心心的搞自己的内政。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刘元昭觉得热气球技术以及热气球军队还没有成熟之前，他不能轻易出兵。
在十月初的大朝会上，刘元昭将宗教和民族问题提了出来，刘元昭明确表示，这两件事情必须处理好。
李明超说道“陛下，若要消除两族之间的矛盾，必须天下大同。此事乃长久之
第199章 两大内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