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变
时无变也，变于人心而已。清自洪、杨事平而疑忌汉族之心转甚，盖其入主中国以来，戡定四方皆以亲王、贝勒为大将军或经略。粤乱之起，赛尚阿、向荣、和春相继败绩，乃不得已而用曾、左、李，卒成中兴之功。然朝廷疑畏之心益起，湘乡一门鼎盛，被忌尤甚，观于文正末年之惴惴寅畏可见也。夫以向来之藐视汉族者一变而为疑忌，则君臣之局变矣。文宗以来，天下骚然。孝钦以一妇人诛端华、肃顺，以清心腹之患，用曾、左、李以成中兴之绩，功亦伟矣。然大乱既平，由祗惧而入侈泰，事娱乐而忘边备，以致甲午之败。因畏外而仇外，再致庚子之乱。流离西幸，卒赖数汉大臣，保东南，成和议，迎驾回京。痛定思痛，彼时似有复兴之望，未几而淡忘焉。保持权势，宵小中之，而宫闱之局变矣。再世无储，旁枝入继，恭、醇互长于光绪之初，宗族、家人并乱于光、宣之际。各树私党，互为倾轧，而执政之局变矣。新署立，而用人之资破，卑微新进，皆有出位之思。都城乱而抢掠之风行，贫苦市民遂起搀和之想（搀和，义见下），则臣民之局变矣。总此诸因，造成时局，故谓时变由人心也。
旧都东西两门曰崇文、宣武。按明绪亡于崇祯，易相五十余，卒不获一良弼，其祸实肇于文。清社亡于宣统，练兵二十四镇，终不得一干城，其败实由于武。若有先机焉。
光绪乙酉、丙戌间，京畿谣言四起，兵部侍郎王文锦精天文、术数之学，密奏宫中，谓将有西狩之事，于是修仪銮殿以居焉。移跸西苑，以厌谣谶，然终不能已。庚子之行，谣谶之兴往往而应，自古有之。然不能修德以转天心而转兴土木，历史末季，盖如出一辙也。甲午六月十五日夜大雷雨，以风大，木斯拔，大清、天安、端午、太和诸门，其振皆折而为两，宫树抱合围者纵横偃仆，为北京向来未有之风灾。
己丑十二月，太和门灾起午刻，迄酉始渐息。举市惊惶奔走，赤焰摩空，凝结不散，遥望亭亭如盖。次年值孝钦七旬万寿，复修不及，则由棚匠扎一假牌楼将事焉。
庚戌二月某日，自燕至汴千余里，一夜阴雨，晓起则树木皆晶莹如玉如玻璃，风摇之，一片金戈铁马声。按此名木甲，相传为兵戈之兆。又曰木架，俗云“木有架，达官怕”。辛亥七月，市中喧传太白经天。按汉书五行志：太白晓出为启明，昼见为经天。太白经天，天下革，民更王。十月某日午刻，日之两旁有白气两团，又有白气二道贯日而过，余盖亲见之。按五行志谓之日生珥，又曰白虹贯日。此在科学上之理论不过蒙气之变征，然适当其时，遂成灾异矣。
庚子，两宫仓卒西行，乘舆不及备，德宗著黑纱长衫，孝钦、孝定均白葛衣，装束如民家，乘破骡车以出。至怀来，县令吴永固，曾惠敏之婿也，奔迎于境，进食焉。其夫人新逝，所遗衣服，进两宫而御之，始得具汤沐。孝钦感之，即日得旨擢道员，随扈西行。
贯市李者以标局起家，固素丰，颇驰名于北方。两官过，迎而进食，甚具备。命其子侄随扈以西，各予五品官。殆亦等子滹沱麦饭矣。
珍妃不为孝钦所悦，既贬长门，庚子变起，孝钦仓卒召之出，推入古井，命宫监推垣一堵以覆之。次年夏，始起而殡焉，貌如生。迨崇陵成，复起金棺，附于德宗、孝定之旁。
宫驾之出也，郑王某体极肥，重几三百斤，平时偶步须三四人架掖之。是日仓皇出国门，喘汗相属，竟死于途。
庚子之变，殉难最烈者为崇文山一家。崇固孝贞后父，又为帝师。既自缢，其子葆初集家人掘地为大坑，同殉焉。文臣之殉者徐荫轩相国桐、王莲生祭酒懿荣皆自缢。吾乡成漱泉大令，词章峻洁，时为直隶某县令，闻变，慷慨以殉。疏逖卑官，视诸公为尤难已。
拳乱之起，起于民乎？实起于宫掖间耳。德宗被幽，大阿哥立，其父端王不学无术，或劝之立大功以定废立之局，于是白莲教之余孽得张其“扶清灭洋”之帜焉。其琐事已备于各家之纪载。余尝推当时朝野之心理，一曰好听戏，昔见宫中之戏台，神仙自上而下，鬼怪自下而上，锣鼓喧阗，百色妖露，谈圣母而心惊，闻悟空而色变，上下同一思想，以致演成大剧。一曰愚昧，当时某王宣言于朝曰：“天下安有许多国度，鬼子之有力者祗京津一把于人耳。”其无识可笑如此。
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