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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璋柯再次对王红伟和顾挣说，咱们拍电影吧，而且一定要拍自己想拍的那种电影。一笔阁 www。yibige.com 更多好看小说他说，你看看现在的中|国电影，得了那么多奖，实际上这么差，压根就是个幻觉！
而事实也是若此，第五代电影导演们的一套拍片模式，成功模式也开始在误导中|国电影。就连擅长拍城市题材影片的黄.建新居然也在拍摄一部第五代得奖模式的电影五魁，接着是何.平的炮打双灯、李.少红的红粉。
望着电影中的张式摄影、陈式异国情调，以及同样的对现实的无动于衷，同样的对问题的熟视无睹，他们开始失望了，开始不满了！
贾璋柯他们仿佛一下有了责任感，他们觉得：不能让这帮人搞了，咱得弄点实在的东西，得发言，得拍东西了。
于是三个人决定要拍点东西。
制作电影是一件需要集体力量去完成的事情，他们只有三个人，很自然地想到要有一个组织，能够长期作为一个号召，吸引更多的朋友参加，尽量长久地做与电影有关的一些事情，哪怕是作为一个在一起谈论电影的组织也好。
于是“北电青年实验电影小组”就此成立。有了名号，下来就是寻找拍电影的机会了。
但是你没有机会，这时可不是后世谁都可以当导演。
这时在电影学院大家认为导演只能是导演系的同学才能够担任的职务，其它系的同学只能是他们的助手。
这在一入学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也就是说导演系同学在入学时直至以后都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特别是在第五代的导演们获得成功之后，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教育被成功地证明以后，导演系就有了急切培养大师的渴望，不管对象是不是刚离开家的十七、八岁的孩子。
当时有一个导演系同学听说他们要拍片，对贾璋柯说：拍一个也好，拍过之后就会知道拍电影不是这么容易。
他不例外地依旧是居高临下的口气，贾璋柯可能有一点生气，这也许是他成功以后在《南方|周末》提出“业余电影”概念的原因。
据说导演系老师对这种观点很不满，但贾璋柯就这么说了，在向大多数人表示——我们有拍电影的权利。
小组起初只有他们三个人，但对电影还是很狂热，一起看电影，然后就是对电影的好坏进行激烈的争论。三个人互相鼓励，看了大量的书、大量的录像带。
1994年，“北电青年电影小组”开始第一次拍摄，为山东一个广告公司拍一些京城街头的广告的资料。
三个人分好工，贾璋柯当导演，王红伟当制片，顾挣当副导演。去学院器材科租摄像机时，才想起还没有摄影师，顾挣去宿舍里找了半天，正好摄影系90班的女同学朱.炯没事，愿意帮忙，便一起去拍了。
1994年5月26日，为客户干完活后，“北电青年电影小组”终于开始了实际的拍摄行为。
天安门广场上，他们拍国旗班的士兵和一个修理草坪的园丁，拍合影留念的游人，也拍集体活动的少年。拍摄时间历时一天。
最后，他们将这部影片取名为《有一天，在京城》。影片完成之后，他们迫不急待地拿给别人看。
但没有想到，同学们看过纪录片以后都非常冷漠，几乎连批评的意见都没有。
“北电青年电影小组”开始怀疑这种实践的意义，在一群学习电影、热爱电影，“懂”电影的学生中得不到任何反响（哪怕是批评的反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贾璋柯坚定地认为自己的影片是有意义的，于是拿着那部十五分钟的短片，找了一台录象机放给各个宿舍的人看，可没有人对纪录片感兴趣，更没人对他的粗糙的美学感兴趣。
大家认为拍纪录片是最简单的事情，到电影学院来就应该学一点复杂的技巧。
拍完《有一天，在京城》之后，“北电青年电影小组”三个都有点茫然，大家像受了打击，活动中断了好长时间。
转眼到了1994年年底，1995年是电影诞生一百周年，贾璋柯为了这个纪念日，决定再拍一部片子吧，不是纪录片，这次是有剧情的。
41、北电青年电影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