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九节 说服
1936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陈诚将军，对当时新建的德制陆军有下列评语：
“抗日战争越晚爆发对中国就越有利，因我方可以有更多的准备时间……如果目前发动，我方一定是处于被动局面，如再迟一年，最低限度我方可有半主动的机会，如迟两年爆发，则我方可以完全掌握主动局面……”。
这个说法有点夸张，但毫无疑问，他很好的说明德国对华援助的影响。
德国的做法当然令日本恼火，日本最终以退出**产国际协定相要挟，想说服希特勒下达了停止对华军火供应、撤回在华德国顾问等命令，但这些命令仍一度遭到“亲华派”占上风的德**方和外交部的强烈抵制。
迫于军方和外交部的压力，相对比较亲日的戈林，也只能给国防部国防经济处处长托马斯上校发出指令：
“仍以目前的方式继续与中国的贸易。”
对于日方的抗议，德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魏茨泽克毫不客气地反唇相讥：
“不仅日本无权控制或质问德国武器输华，就连德国政府亦无权阻止私人对华军售。”
外长纽赖特也表示：
“德国武器输往中国，保持适当之限量。中德经济之发展，是基于纯粹商业基础，并非经由德日谈判所能解决。”
1937年德国以易货供应方式输入中国的作战物资，价值高达8000多万马克，比1936年激增3倍多。1938年7月，美国国务院统计七七事变以来各国输入中**火的数量，德国仍压倒苏联居第一位，德国当时对中日战争的微妙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德国传统政治精英不仅准确地预见了日本侵华必然导致的远东政治色彩的变化，而且他们一直认为日本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中国未必会在中日战争中失败。如果德国外交始终由这批政治精英主导，既能把日本绑在反苏的战车上，又可维持中德邦交，继续从中国捞好处。这对德国的国家利益无疑是最不坏的选择。换句话说，德日同盟实际上存在着一个领导权的问题：是德国主导德日同盟，还是日本主导德日同盟？德国的传统政治精英坚持前一个选择，然而，他们的选择并没有能够成为德国政府的最终选择。
抗战外交中的中德日三角，在抗战前夜和抗战初期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但许多关键内幕因此一直无从获知。
德国对华军售与顾问指导，都获得德国政府的核准与支持，尤其是1933-1938年这五年，中德双方的往来达到高峰，这与当时德国执政的希特勒有极大的关系。
希特勒于1933年一月当选德国总理取得政权，旋即撕毁凡尔赛合约，开始重整军备扩充军力，对于钨矿砂的输入非常迫切，而德**火出口对德国经济也甚有帮助，这与中国抗日建军的需要刚好契合，所以中德很快就建立军事 / 经济合作的关系，德国的国防部、外交部、工业界也都非常支持；基本上，希特勒当时对中国、日本分别保持等距的外交关系，尚未因日本而影响对中国的往来。 1937年希特勒进军莱茵河沿岸，与英法两国冲突的态势已现，欧洲的局势开始紧张。同年中日开战，德国希望中日争端能和平解决，故令驻华大使陶德曼调解中日冲突，但斡旋并未成功，德国内阁对是否调整对华政策也有争论，不过还是以赞成继续军售的一方占上风，德国武器仍然供应中国，军事顾问也继续在华服务。
1937年十一月德意日三国签立**协议，结合成三国轴心的政治联盟，希特勒的态度已明显转变，为实现其侵略计划，决定牺牲与中国的关系改采“联日政策”，期使日本牵制苏俄在远东的力量，以利德国将来在欧洲战线打击苏俄。1938年二月，德国内阁改组，原先对华友善的国防部长与外交部长去职，新任外交部长里宾特甫为亲日派，外交政策也随之修改不利于中国。
1938年二月，希特勒宣布承认东北的伪“满州国”，并停止中国学生赴德接受相关军事训练，戈林元帅并指示禁止武器销往中国。不过实际上，尽管官方宣布禁售政策，德方还是暗中运交了许多武器、原料、兵工生产机具给中国，有些武器以分解方式出口到中国再行组装，或假称输往第三国再转运至中国交货等方式，继续
第一百六十九节 说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