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起床吃了饭后公孙归一扭着父亲一起又开始继续探讨。
祖父是省重点中学的校长，在当地有相当的名望，在特殊时期期间因是“反动学术权威”、又是“走资派”，家里还有点历史问题，因此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并因此而坐了几年牢，祖母是该校教了多年的语文教师，因有一套成功的教学经验，是“反动学术权威”、再加上祖父的冤案而被开除公职，全家失去了每月稳定的收入。
祖母只有带着尚未成年的父亲当时主要靠给附近的牛奶场割牛草维生，祖母和幼小的父亲顶着夏天的烈日割牛草再晒干，然后卖给牛奶场，开始因为不熟，经常被镰刀割破了手，鲜血淋淋的，为生存拿破布包扎后只有又继续割，虽然头带着草帽，但暴露的部位仍经常被晒的脱了皮，皮肤油黑，就似非州人，后来慢慢熟练了，双手也就布满了老茧，就这样靠着割牛草换来的微薄收入来养活两人；冬天就只有靠去拣拾垃圾、在实在无奈时还要变卖家中略微好点的衣服、家具、以及其它略微值钱一点的东西，艰难地挣扎着生存了下来，受尽了磨难。
就是在这种岁月里，父亲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在再苦再累的情况下，祖母仍然坚持不懈地教父亲学习，破报纸、旧书就是教材，父亲就是再困再累、也坚持不懈、认真学习，在寒冷的冬天，四肢冻的发僵，搓搓手，活动一下冻的发僵的四肢，稍微暖和一点就又恢复学习。
讲到这里，公孙归一还想继续了解当知青的那段经历，但看到时间已经很晚，就结束了当天的交谈。
第二天又接着头一天的交谈：就是这样艰难的生活也无法维持下去，1969年开始了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那里炼一颗红心”，“是大有作为的”。
祖母和父亲都是“无业”的“社会青年”，按规定也应该“上山下乡”，因为他们是“反属”被安排到了安徽最偏僻穷山沟里。
那里缺的是粮食，多的是人，人均占耕地不足1亩。
为大修水库，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劳力，生产队每年都要进行资金和劳力投入，因此剩下也就不多了，所以每个全劳力全年分配不足200斤粮食，每天劳动价值只有2角钱，，生产队把祖母和父亲排在半劳力的范围，因此收入也减半，每天的劳动价值只有1角钱，这样一来，每年年终结算时他们还倒欠生产队的钱。
由于劳力都去修水库了，真正留下干活的并不多，因此留下的人农活还是很忙。
那是个疯狂的年代，为了“农业学大寨”，全国到处建水库、修梯田，普遍今天修明天垮，成了投资而永远有进无出的无底洞，“四人帮”被打倒后很快就停止了这种盲目投入而毫无结果的行为。
为割“资本主义尾巴”，每户只能养一只鸡或鸭，大家就是靠它们生的蛋来买盐和点灯的煤油，除了大队书记以外生产队里再也没有人能养得起猪，每年春节后就是“春荒”每人只有靠国家供应的每月4斤粮食（小孩减半只有2斤）来维持生命，每顿煮饭全家人除了一把米以外其余的都是菜+水（根本没有加油、盐的能力），而且在食用前还要把这些叶子菜用开水掸一下挤掉水分，以尽量减少里面“刮油”的碱性物质。
每年“春荒”队里总有几个人因熬不过去而去见“上帝”了。
祖母和父亲去只可能给生产队增加2个分粮食的负担，反革命家属更是阶级斗争的对象，（这一切各种作品中已经有许多描述，这里就不再啰嗦了），为了活命，每年在近半年的“春荒”时间里（春节后一直持续到6月底嫩玉米、毛豆等春粮出来以前）父亲就带着祖母走百家，到各处知青家轮流去“窜门”混饭吃百家饭（因为毕竟他们每月还有家里补贴，而祖母和父亲是没有任何外援，一无所有啊!）一直坚持到父亲考上大学后才一起回城。
就是在这种艰难困苦的环境里父亲仍然欣然接受了生产大队给他安排的“赤脚医生”任务，利用自己自学的针灸医术免费给大家治病，并在诊疗中边干边学，为许多病人解决了病苦，也为以后自己学医打下了基础。
由于给当地许多人解决了病痛，大家都很感激，同时祖母和父亲经常在各方面尽自己的最大能力无偿的帮助大家，赢得了大家的好感，与当地人的关系越来越融洽了。
生产队根据祖母和父亲的实际情况把他们安排到水库劳动，祖母主要帮搞点文字方面的（相当文字方面的秘书），父亲则主要为大家看病，在那里三顿都有半斤“政治饭”，（当时水库人对用瓦罐蒸饭的戏称）每月还有半斤“政治肉”，（同样因是用瓦罐蒸）解决了最基本也是最大
第二十六章 身世（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