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素心逃脱之后，先是悄悄去见了父亲李裁缝。
李裁缝这些年过得苦啊，自从腿被人打断之后，就一直卧病在床，生活都失去了着落，全靠着青溪县的一些百姓接济度日，可是这样终究不是个办法，好在县衙黄押司不畏方家，给了李裁缝一些力所能及的零活，这才勉强度日。
李裁缝心里很清楚，黄押司根本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不过迫于生计，这才勉强接受。
李裁缝是羁绊住李素心最重要的砝码，段天德自然不会轻易让李裁缝死去，半死不活地吊着李裁缝才是段天德的目的，黄押司正是受段天德的指示。
黄押司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借机接近李裁缝并取得其信任，一定要探听出李裁缝上京告御状的底牌来。
古代法律有两个基本规则，一不许越级申诉，二是反坐。越级申诉意思是，这案子应该归县里审，你就不能去州府告。现代程序法也有类似规定，越级申诉不予受理。
但是赵宋得国不正，历代帝王非常害怕下面的人有样学样架空自己，是非常欢迎民告官的。
宋朝民告官有三特点：第一是随便怎么告；第二是谁都可以告；第三是什么都能告。
随便怎么告的意思有两个，怎么告都无罪，允许睁眼说瞎话，诬告无罪，不许官员打击报复，终宋一朝，从来没有因告官而获罪者；另外允许越级，去那里告找谁告都允许。
所以当时老百姓告官，那么相当的踊跃。景定建康志说：“诉讼日不下二百。”黄庭坚山谷文集则说：“（平民）一不得气，（便）诋郡刺史，讪诉官长。”
对于越级，宋朝更是做到了极致，县州府都不喜欢？那好，您来告御状。宋朝开设了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专门受理民告官，登闻院直接对皇帝负责，所有案情都要呈皇帝过目。如果登闻院不受理，还可以拿着判决（不予审理通知书），跑去拦御驾当面告御状，放心，不会把你当刺客斩成肉泥，没有任何责任风险。
登闻鼓是古代悬于朝堂之外的大鼓，凡百姓等有冤情或重大事项，都可以击鼓上闻。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中说:“登闻鼓，令负冤者得诣阙挝鼓，登时上闻也。”据现有史料记载，登闻鼓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步发展起来的，至隋唐时正式成为一项法律制度。在《唐律·斗讼律》中，就有关于“挝登闻鼓”的规定，但除了所反映的情况不能“不实”外，没有太多的限制;对于纠正和平反错案冤案的作用也非常有限，更多的是一种摆设而已。
到了北宋时期，登闻鼓才真正成为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
由于登闻鼓能够起到“下情上达”的作用，对于北宋初期致力于中央集权的君主而言，无疑是非常有助益的。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击登闻鼓上诉的事件，君主一般都会亲自过问。
“无冤民”是设置登闻鼓的最终目的。登闻鼓作为一项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加强司法监督、纠正和平反错案冤案，但在实际运作中，已不限于刑事案件。如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大理寺详断官仇象先等人因“议狱不当”，被开封府法官定罪，给予“削官一任”的处罚。仇象先等人不服，“诣登闻诉理”，宋真宗命大臣复审。复审官员认为仇象先等人虽有过失，但“法不至追官”。于是撤销处罚，各复旧职，而开封府的法官反过来被追责。
也有因击登闻鼓上诉的案件中发现法律错误，从而加以改正的。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就发生了这样一起因婚骗财的案件:京城开封百姓娶妻后，带着财产和妻子的陪嫁逃走了，但法律规定，丈夫逃亡的，需六年之后才能改嫁。妻子迫于饥寒，只得到登闻鼓院上诉。为此专门下诏规定:“不逞之民娶妻，绐取其财而亡，妻不能自给者，自今即许改适。”
此外，一些具有重大争议的事项，也是通过击登闻鼓得到解决的。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开科取士，引起争议，进士徐士廉等人击登闻鼓控告主考官李昉等“用情取舍”，宋太祖下令让相关人员重考，并亲自在殿堂上阅卷，“自兹殿试遂为常式”，“
第八百五十一章 三年二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