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洪涛聊天，要不就问啥说啥，要不就时刻提高警惕。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前一句回答就会变成后一个问题的关键点，想改口都来不及。
“臣知罪，臣罪该万死！”王徵当场就石化了，几个呼吸之后双腿一软，记事本带炭笔全扔了，跪地不住求饶。这是真用额头往硬邦邦的石条上磕，连乌纱帽都掉了。
万万没想到啊，皇帝居然连这件事都知道了，还特意套出舅父在大同府任同知的话之后才发问。很明显，皇帝已经掌握了舅父一家参与走私的证据。资敌的罪名仅次于谋反，可是要满门抄斩的，必须害怕，小心肝都快蹦出来了。
“陛下，臣愿为王徵担保，其在机械厂和锻造厂一向兢兢业业，不曾与外人随意交往。”
这下徐光启就没法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赶忙也跪下陈情。王徵是他的徒弟，还是属下，一旦被定罪，当师傅和上司的岂能脱身。
“得，朕今日算是钓不上鱼了王承恩，将他二人扶起来！”
浮漂刚刚有了点动作，让这两位一顿磕头又给搞没了。洪涛干脆把鱼竿往象牙做的架杆上一放，转过身打算好好聊聊这件事。
有关山西、陕西边镇军将伙同当地商人向蒙古、女真走私粮食、茶叶、铁器甚至盔甲武器的情况，在陈矩还管着东厂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汇报。待到王安接手，再加上锦衣卫的工作重新步入正轨，很快就形成了证据链，确凿无疑。
既然知道的那么早，洪涛为何一直没插手干预或者向当地官员提出训诫呢？总不能就这么眼睁睁看着有人吃里扒外，资助敌国吧。
怎么说呢，洪涛确实眼睁睁看着战略物资外流，不光不干预，甚至不曾向司礼监和内阁提出过任何动议。原因很简单，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想追究或者制止这件事，光整治边军和商人没用，他们不过是表象，没有涉及根本。想连根铲除，牵扯面又太广，以目前手中掌控的力量没有把握予以改变，索性就先不打草惊蛇了。
就像是改革朝政一样，太快了非但起不到好作用，还会让朝廷、国家都陷入乱局，对谁都没有好处，只能循序渐进一步步慢慢来。
在明朝初年，北部边境由于蒙元残余势力不断试图南下，迫使朝廷派遣了大量军力囤驻，这就衍生出一个问题，后勤补给怎么办？
当时北方各省遭战乱波及已久，民生凋敝，人口和农业都还没恢复起来，肯定无力负担边军的补给，粮草、装备都要从大后方北运。
可是受到运输条件的限制，长途贩运大宗货物的损耗很大，同时还要征召大批劳役，让刚刚建立的大明朝廷难以为继。
有道是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朝廷经过商议，决定把向前线运送粮草装备的活儿承包给民间商人去做，做为报酬，事后按照商量好的比率提供盐引，也就是购买食盐异地贩卖的介绍信，或者叫提货单。
中国历史上的不少朝代都把盐当做禁榷商品，由朝廷专营，不允许私人未经许可买卖。历史又告诉我们，凡是垄断必然产生暴利，获得买卖食盐的许可就成了商人挣大钱的捷径。
两边都有需求，自然一拍即合。于是商人们想尽办法把足额粮草装备运到了北方前线，满足了边关将士的需求，同时又拿到了买卖食盐的许可从中获利，这就是从洪武年间推行的“开中法”。
靠着开中法很多商人都发了大财，其中以山西商人最多，被称作晋商。为什么是山西呢？因为这里从唐宋开始就是边境，始终处于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锋的第一线，战乱不断。
再加上气候和土地贫瘠的原因，遇丰年而不足食的情况很普遍。吃不饱的人胆子都大，除了饿死之外啥也不怕，包括被砍死。
开中法一出，山西必须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无数人告别了家乡和亲朋好友，背着简陋的行李和仅有的本钱，踏上了通往汉蒙交界的商路。
后世里常会听到走西口一说，其实这个词在明朝就有了，说的就是山西商人押运战备物资从长城朔州杀胡口出关进入蒙古高原的行为。与福建沿海百姓驾船下南洋有异曲同工之处，成功了赚的钵满盆满，失败了死无葬身之地。
靠着吃苦耐劳、精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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