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的驳杂而不统一，故相对于同一时期的南宋理学而言，没有显示出自身的整一性和基本特色，零碎而不成体系，许多派别、学说星罗棋布，和而不同。“苏学盛于北”（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五），三苏代表的蜀学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且已为许多学者所关注。“传注则金陵之余波”（元好问《闲闲公墓铭》），北宋王安石的新学也有很大的势力。产生于北宋的濂学、洛学、关学以及邵雍的象数学等，都从起初潜行于民间发展到后来为大儒们所青睐。金中期以后，程学（即金灭北宋时迁播至南方的洛学）、朱学（闽学）以及吕祖谦的婺学、陆九渊的心学等陆续北传，又引起金儒们的注意。
古代儒学近两千年的变化、发展可分为以孔孟为代表的旧儒学和以程朱为代表的新儒学（理学）两大阶段。特殊的历史背景造成了金朝新、旧儒学共存互补的独特格局。所以说，金朝儒学（包括旧儒学和理学）虽不发达，但仍是研究这一时期文化无法回避的内容，其地位虽不像南宋理学那样突出而有特色，但亦不容忽略。以往言及儒学的发展，大都绕过金朝。这当然与本时期中国南方理学成为一代显学的状况有关。但与此同时，还应注意到这一事实，北方的理学虽显得黯晦，但旧儒学在北宋理学经历了较为成熟的发展之后又出现复兴、回升的局面，则是一种颇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尽管是一种局部、暂时的现象，但并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事物运动的特殊性的一面。高级阶段上重复某些低级阶段的特征，正体现了事物发展中前进性和曲折性的辩证统一。
金人出于从意识形态方面巩固政权的需要，与中国古代绝大多数王朝一样，采取了以儒家学说作为统治思想的措施，以思想约束强化权力控制。这从客观上推进了女真人的汉化。金初时，由于种种原因滞留北地的宋朝文士对传播儒学起了很大的作用。洪皓使金被扣拘后，重臣完颜希尹曾“使诲其八子”（《宋史》卷三七三《洪皓传》），因缺纸，便“取桦叶写《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传之，时谓‘桦叶四书’”[1]。熙宗完颜亶自童时“适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大金国志》卷九《纪年九·熙宗孝成皇帝一》），即位后建孔庙并曾亲祭孔子，称孔子“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常读《尚书》、《论语》等经书，有时竟夜以继日（《金史》卷四《熙宗纪》）。海陵王也喜“延接儒生”，“嗜习经史”（《大金国志》卷一三《纪年十三·海陵炀王上》）。世宗锐意经籍，力倡儒学，甚至将“女直（真）旧风”中的某些习俗、观念也纳入儒家伦理道德，诏立译经所，将许多汉文儒家经典译为女真文字，以便使“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金史》卷八《世宗纪下》）。世宗次子、皇太子完颜允恭常“专心学问，与诸儒臣讲议于承华殿；燕闲观书，乙夜忘倦，翼日辄以疑字付儒臣校证”（《金史》卷一九《世纪补·显宗》），甚至“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刘祁《辨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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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章烽火烧太原，赤凤斩龙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