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密使几乎全是武人，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仁宗早期。
到仁宗朝中期时，才开始变成文武参半。
其根本原因，就是武人到这个时候，已经将大宋和他们自己的脸都丢尽了。
宋朝制度，文人守治所，是不得擅离的，因此所有的对外战争，都是武人操持。
结果从太宗开始，大宋对外战争基本上都是以失败收尾，武人交出了一次次烂得不能再烂的答卷。
待到局面变成转攻为守，外敌开始进攻宋朝本土的时候，守土有责的文官们，才登上战争的舞台。
其实还是烂，不过相对于武将的成绩，大宋文官们仗着防守的相对优势，勉强交出了比武将们好那么一些的答卷。
从那个时候起，文官们才渐渐成为了军事上的主角。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仁宗后期，枢密使基本上全都成了文官。
这是一种不正常，但是这样的不正常，其成因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主要还是客观的，由形势演变渐渐形成的。
要是一句以文制武就能够说得清道得透，那除非古人真的全是傻子。
就算是被时时拿出来作为模板的狄青，论功绩，与王韶、章楶，也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王韶以开熙河岷洮之功，不过枢密副使；章楶更是差点搞死西夏，前后灭敌十几万未尝败绩，也不过枢密直学士，到老才得个同知枢密院事退休。
因此仁宗对于狄青的那个任命，并不能简单理解为文官对武人的忌惮，因为文官们对同为文官的王韶和章楶，忌惮得还要更深。
第一千七百五十一章 复杂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