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明朝官府银矿产量总共才约有六千公斤，这样算来华夏怎么可能缺银子呢？
不错，当时确实是有大量白银流入华夏，但这些银子对于当时明朝正在急剧膨胀的经济来说依然是不够的，最要命的是这些银子还没有流到明朝朝廷的手里。而且西方对于华夏巨大的白银供应链条也有中断的时候，隆庆年间刚好就是一百年前，就曾出现过一次严重的匮乏，一句：“天下之民，皇皇以匮乏为虑者，非五谷布帛不足也，实乃银不足耳。”可谓是道尽了幸酸。
对于银子不足这个缺点，明朝的统治者也早有体会。早就明太祖洪武八年对此时的耿精忠来说就是两百年前，由于当时缺银铜等贵重金属严重，于是那位放牛娃出身的洪武皇帝就颁布一部叫做“钞法”的东西，设宝钞提举司，其下再设抄纸、印钞二局和宝钞、行用二库。并于次年以中书省南京名义发行。并且禁止民间用黄金、白银买卖交易，也就是说朝廷开始用纸币代替贵重金属了。
宝钞的面额分别为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六种。按理说用纸币应该是一种文明的象征，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大明的事情怪就怪在这里，大明发行纸币向来是只发不收，既不分界，也不回收旧钞，且无近现代的准备金意识，致使市场上流通的纸币越来越多。宝钞泛滥成灾，发行当年就开始通货膨胀。
有个例子足以证明我们的那位洪武皇帝对于发行纸币这种事是多么的无知，有一次，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朱棣打了一个胜仗后班师回朝。朱元璋高兴之下就赏赐给了朱棣一张“支票”--------面额一百万两的宝钞。这也是大明面额最大的一张宝钞，这些钱的购买力约合今天的人民币一个亿。估计这也是朱元璋心血来潮之下提前让人给印上的一百万的数字，反正他是皇帝，想写多大数字都行，由此可以得知，明代的统治者对于金融方面是多么的无知，民间也将皇帝用的厕纸讥讽的称之为“宝钞”，其背后的深意不问可知。
有鉴于此，到了正德年间，宝钞实际上已经废止。此后，明朝不再发行纸币，市面上只剩下之前发行的宝钞还在勉强流通。宝钞的信誉虽然破了产，可买卖总得做下去吧？民间又开始流通起金银铜等金属货币，但是由于贵重金属的缺乏，明朝的经济已经变得有些畸形起来。
到了明朝天启前后也就是五十年前的时候，白银与铜钱的比价还只在六百文左右。到崇祯初年却已经涨至一千两百文，至崇祯末升到两千五百文以上。这一情况导致了物价的飞涨，再加上朝廷捐税，民不聊生的状况普遍出现。 但这一点显然无法解释，为什么先前流入中国的白银没能拯救明王朝的财政危机。
正统元年，即一四三六年，明代建国七十余年后，英宗皇帝将一部分漕粮折为金银放入内承运库。从此，内承运库变成了皇帝的小金库。小金库的出现或许意味着从此皇帝开始与政府争夺帝国有限的资源，这是以后廷臣屡屡要皇帝发内库资金的起因。两百年后，大顺朝廷的接收大员打开内承运库的库房时，他们惊呆了。四月十日起，李自成的卫队开始从这里往外搬运白银。这次史无前例的白银运输活动的目击者杨士聪在他的《甲申核真略》一书中记载了国库存银的详细数量：三千七百万两！他因此感叹，三千七百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朝廷两年的“三饷”加派，假如能取出这些白银，抵消加派，那对流军力量的扩张无疑是致命的打击。拥有数量如此庞大的财富，竟然不愿在生死存亡之际稍加使用，崇祯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完成了统治者与货币关系的阐释。
另一个糟糕的消息是，崇祯宫廷中的大臣与宦官们，与皇帝一样的贪恋白银。 李自成进入北京后，下令设立“比饷镇抚司”，以大将刘宗敏、李过主持，收缴前明官员的财产。该司下发标准，要求各级前明官员按照“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的标准上缴白银。
为了保证收缴效率，刘宗敏制作了五千具夹棍，作为刑具。重刑之下饷资甚为可观。此前对崇祯皇帝捐纳军饷动议无动于衷的官员，竟都数十万上百万地贡献起财产来。加上被各级军官私人收缴，以及未被收缴的囤积白银，近几十年流入中国的一万吨白银已经有两
第四百零三章 缺银子，印钞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