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正纲常以补政体之不足。
封建时代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三纲，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三纲五常”体现了整个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这种关系，同时也是封建立法的指导思想。
穆宗用人不疑，文有徐阶、高拱、张居正、杨博，武有谭论、王崇古、戚继光、李成梁。因此，虽然穆宗本人并不热心于国事，但由于臣子尽责，所以这一时期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比嘉靖朝有了较大的改观，后世史学家称其为隆庆新政。高拱在此期间屡次上疏要求定纲常，正国是。
在《正纲常定国是以仰裨圣政疏》中，高拱提出了“君臣之义，一毫不可或干；父子之恩，一毫不可或背。此乃顽固纲常之所在。”
四、儒家忠君思想的极致一一“纯臣”。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
高拱以其身份和地位，其不仅是儒家思想的接受者，同时也是儒家思想的推崇者和卫道者。
高拱的奏疏中不乏儒家“齐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从中自然可以窥见高拱对明中后期社会形势的判断。
关于文王伐崇、戡黎之事，朱熹说道：“若说文王终守臣节，何故有此？只是后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护个文王，说教好看，殊不知孔子只说文王不伐讨耳。”高拱对此评价道：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其中有多少道理，多少忠诚，多少诚心委曲，只此便是“至德”，又待何者而后为“至德”乎？君也，臣之所当事也。
高拱评价文王忠君之德为“至德”。纣虽恶，但其仍为君也，便是臣之所当事。文王伐封，便是有失君臣之义。但高拱同时也认为无道终会被有道所替，文王灭封，乃是有道王天下。
朱熹认为孔子溢美文王乃是私于文王，而后人维护文王乃是私于孔子。
高拱在为文王辩解之后，总结道：孔子之言乃至言，若孔子之言不可信，则天下无可信之言。
可见高拱的忠君思想完全是传统士大夫式的、以维护君王权威为中兴的“绝对忠诚”的思想。
所以他又说：“朝廷之上，不可无忠诚、刚正、远识之重臣。”
孙承宗在原来历史中的结局是自缢身亡的，是为国尽忠的，大义上绝对没有问题。
但孙承宗对大明的重要性，或者在大明官场中的地位和作用，肯定是没法与高阁老比的。
孙承宗是优秀的战略家，能清晰认识倒对付满人，对付建奴要城池，靠大炮打持久战，同时还有一定的明辨人才，辨识人才的伯乐能力，同时还擅长筑城，练兵，防御。
但是韦宝作为喜欢历史的人反而不会在意真相，只有把那些抗胡英雄的死说的越悲壮，才越能引起共鸣，才能让更多汉人投入到反胡运动中。
因此韦宝其实一直对孙承宗的评价很高，觉得孙承宗是英雄，岳王爷也是英雄。
不过，现在孙承宗这个大英雄就在参劾他自己的弟子了。
韦宝对于孙承宗的保留是，孙承宗既喜欢两不相靠，没有成为阉党一员，也没有成为东林党一员，这本来没有什么。
因为韦宝也走这样的路线，可你两不相靠，就等于是两者都要靠的啊，而不是当一个孤家寡人，你不能迎合各方势力，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合格！
至少对于官员来说是这样的。
而且韦宝也不是很认同孙承宗大修土木，修城池的做法。
辽东和韦家庄，和辽南的情况是两样的。
韦宝修城墙，主要不是为了防备建奴，倒反而是为了防备大明朝廷和地方上的世家大户，想与他们隔绝开。
可是孙承宗为了建奴不抢走太多东西，不抢走太多人这点战果，花费了朝廷多少钱。性价比低到惨不忍睹不说，打仗战例也未见多强不说，防线被也轻易绕过。
在韦宝看来，有山海关就已经足够，要修那么多道防线做什么？
就一道，过了山海关就是京城，每次建奴来犯就是血战死战，后勤补给也容易！
如果怕抢走财富和人，整个辽东就应该全部放空，全部变成战略缓冲地带，将整个辽东都作为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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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4 各方都忙着弹劾韦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