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扶植为权相，即是唯一的宰相。再授以秦桧负责和谈之权，使其余官僚不得插手。
加上秦桧将主战的三大将召回朝中，使其与军队隔离，除了将军队重新置于朝廷的控制之下，更将主战声音的影响力抹去。
这些都使高宗的和谈意愿得以贯彻，并解决了高宗夙夜担忧的将领权重问题，使朝廷权力得以巩固。而在秦桧死后，这些已增长的权力，便转移到高宗手中。
高宗更以打击秦氏家族作为“消除秦桧擅权流毒”的手段，提高自己的形象以及地位。然秦桧所行之事，实则为高宗之意愿。
由此可见，所谓权相，也不过为皇权集权过程中的代理人，以及君权巩固过后的替罪羊。
再者，相权仍需以皇权作背后支持，虽不能说相权与宦权相同，皆为皇权之延伸附庸，但其仍需要君权之支撑，故所谓相权制约皇权一说，实在难以成立。
举个例子：1134年，高宗因为困惑不解而直截了当地向张浚发问：“我和宰相讨论问题，只要稍微有点儿不同意见，他们就会那么轻易地要求辞职。这是为什么？”
张浚回答说：“只要陛下您把跟宰相之间的不同意见透露出来一点点，论者就会嗅到您究竟赞同哪一边，于是写文章来支持它，并攻击那些意见不同的宰相。在众人的攻击之下，宰相没有其他选择，只有请求辞职。”
可见，宰相之权，若无君权之支持，甚至只是宰相意见与君主意见相左，便只能请辞。
综上所述，君相关系可以得出三点概论：
其一，朝廷权力并非变量，故二者并非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相权制约君权一说，难以成立。
其二，相权之膨胀可为君主之集权手段，相权之膨胀并不能制约君权，宰相甚至可谓是助长君主集权之代理人及替罪羊。
其三，相权需要君权之支持，故所谓相权制衡君权一说，实属无稽之谈。因此，若仅以太祖废相便论明代君权270余年皆为空前膨胀，不可取也。
但同时必须承认的是，太祖废相后，乃至成祖时期，皇权确实有所加强，甚至可以说在一段时期内，达至了历朝历代的君权巅峰。
只是，这其中的缘故并非君权失去了相权的制衡，而是皇帝本人以日夜勤政作为代价，是他不需要通过宰相而直接进行集权的表现。这样做看似使君主拥有无限大的权力，但实质上却极度依赖于皇帝本人的能力。
故当后世皇帝怠惰而久居深宫，无法如太祖一般勤政英明时，其对权力的掌控自然就会大幅减低。这就解释了为何后世君主，尤其如原历史上万历等怠政之君的权力，始终无法恢复于洪武、永乐朝之皇权巅峰之因。
这就得出一個结论，既废相一举于后续而言，对君权膨胀与否并无重大影响。故所谓臣权与君权之间关系，乃至臣权与君主专制之间关系，应撇除相权之成分，仅以臣权——即文官集团的权力与皇权之关系来讨论。
那么先从决策权来看。名义上，明代皇帝掌有最高的决策权，主要表现就是所谓的批红。然而，明代皇帝的命令必须经过六部尚书，而其下的六科给事中则有封驳之权，且皇帝命令必须要有内阁票拟，否则即为不合法。
钱穆《国史新论》中说：“(清代)皇帝重要命令直接由南书房军机处发出，而且可以直接发给中央乃及地方各机关各行政首长。这在明代是不可能的，是违法的。
明代皇帝命令必先分别发与六部尚书，这相当于今之行政院的各部部长，不过明代皇帝像是自兼了行政院长而已。
明代又在每一部尚书之下都设有专门的咨议顾问之类，谓之六部给事中，他们有权反驳皇帝命令，只要他们不同意，可以把皇帝上谕原封退回。”
方志远《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中也说：“皇帝诏令的起草，诸司奏启的批答，如未经内阁票拟，则被称为中旨、手敕、或‘内批’不符合正常程序。”
朱永嘉《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同样说：“皇帝诏令的起草，如果未经内阁票拟则被称为‘中旨’、‘手敕’、‘内批’，那就不能算作法定的正规文件下达票拟成为决策过程中正规的、不可或缺的办事程序。”
第281章 朝归倭附(十四)君权臣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