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一职由朝廷临时委派逐渐成为常设官职，“依巡按例更代”。另外联系这两起朝廷委派官吏之例，可见朝廷于正统三年之前，至少已委派何文渊和尹镗先后提督两淮盐课，但一直没有解决问题，仍然需要继续加强监管力度。
据此高务实就可作出两种推测，一是两淮私盐已经堆积已久，非朝夕就能解决；二是前期派出的官员皆不能完成任务，其中也或有故意纵容私盐发展之嫌。
但是从史料来看，在吏治尚好的正统初年，多名御史连续违背朝廷意愿而故意徇私的可行性较小，所以第一种推测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两淮私盐问题的严重性和持久性，已经对朝廷财政税收构成严重威胁，并进而影响边防储备。于是朝廷也于正统十二年、景泰三年、成化三年一再申明私盐之禁，但是依旧未取得良好效果，私盐贩卖仍呈加剧态势。
特别是自成化二年盐法大坏之后，私盐多越境卖货，官盐益加不行，盐法废弛，弊出多端。根据高务实的查证，当时两淮盐区的私盐主要有两类。
其一为淮私，即直接从两淮盐区流出的私盐。这其中一部分是灶户将手中余盐私自出售给私商或盐枭，他们再冒官印而鬻卖。
当时朝廷虽然下余盐买补之例，但是偏远之处的灶户往往不为盐商青睐，很少乐意大老远跑去收，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售予私商或盐枭。
另一方面盐课征银的制度施行后，灶户上缴盐课须售盐换银，这就导致私煎私卖更为加剧。特别是遇灾之年，灶户往往“困于衣食，盗卖引盐以救急。”——看看这有点像什么？没错，就像一条鞭法被张居正强行在陕西等地推广之后，被迫卖粮交税的贫苦百姓。
但是高务实心里明白，灶户的私煎私卖，并非出自要与朝廷盐法故意对抗的目的，更多时候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因为他们贩私的规模小，每次交易数量不大，对盐法的冲击其实也不甚强烈，仅出现在沿海盐场和周围地区。
另一部分则是官盐外流。如成化三年刑科给事中左贤奏报：“自仪征抵南京，沿江上下，自芜湖至湖广、江西等处，俱有盐徒驾驶遮洋大船，肆行劫掠。虽有巡江总兵等官，往往受财故纵。”此为盐枭结众成伙劫掠官盐一例。
又如嘉靖二年，“有太监李昙往来淮扬间，舟携私盐鬻卖，巡盐巡检程景贵率逻卒搜得之。”此为内宦参与贩私一例。
此外，刚才曾提到的宣德十年行在户部奏章中，还有“军卫势豪之家，纵容厮役，阻坏盐法，私出兴贩，辄数百艘。”之说，此则为地方豪强和军卫贩私一例。
如此看来，淮盐私销的参与人员虽成分复杂，私盐来源亦多有不同，但都是于国法之外对朝廷盐政的对抗，性质最为严重，并且出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样的经济重地，对盐法冲击自然就更加剧烈了。
私盐的第二类则为邻私，即邻近盐区流入两淮盐区的私盐。相比于淮盐私销，邻私在数量和时间延续上都要远远胜出。
从地理位置看，两淮盐区位于大明中部，加之淮盐价格较之邻近盐区要高(因为行销地区富裕)，因此淮区四面皆受邻区私盐之侵灌。
高务实查得，早在景泰三年申明盐禁时，户部奏章即言：“迩岁以来，私盐盛行，而兴贩者多。官盐价轻，而中纳者少。且如广东海北二提举司行盐之地，迤北止于南雄。今乃至梅岭、羊角水等处而越至江西、湖广。河东、陕西运司行盐之地，迤南止于南阳。今乃至潼关、内乡等处而越至湖广襄阳。”
然而两淮盐区可不仅仅只受广东海北盐和河东盐的影响，在江西，自南安、赣州、吉安三府改行广盐之后，“广盐顺流而下，其势甚便，遂浸淫于袁、临、抚、瑞诸郡，明行者有限，私贩者无穷。”
在淮区西部的湖广，有“蜀之盐(四川井盐)，常私贩于荆襄各郡，盖蜀盐精美过淮盐，地近而省费，民情权贵贱而趋，奸徒走死地如鹜，虽厉禁之不能止。”
而在扬州运河一线，“北来各船，动多夹带私盐，而回空粮船为甚，舳舻百千，扬帆冲关。倘搜缉消息，持梃放火，群拥拒捕，莫可喝阻。”
所以，流入两淮的邻私不仅地域广，数量大，而且严重性不逊于枭私，已成泛滥之势，朝
第161章 南察风波(五一)盐弊(为盟主曹面子加更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