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究其源，问及各衙，其必曰：太仓不足用矣，固不得大兴。
又问：太仓何以不足用也？其必曰：民力不可滥用，民财不可尽取，故不可足也。
果不可足邪？臣以为大谬不然！”
奏疏写到这里，高务实该铺垫的东西已经铺垫完成，接下来就要开始“上干货”了。
“臣察前宋苏辙《收支叙》中，乃有元祐初年其户部收入数目，其言：‘今者一岁之入，金以两计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尽者二千七百；银以两计者五万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万；钱以千计者四千八百四十八万（除米盐钱后得此数），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万（并言未破应在及泛支给赐得此数）；绸绢以匹计者一百五十一万，而其出之多者十七万；谷以石计者二千四百四十五万，而其出之不尽者七十四万；草以束计者七百九十九万，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万。’
经臣及同僚折算，当时金一两约值十贯钱，四千三百两即值四万三千贯钱；银一两约值一贯钱，五万七千两两即值五万七千贯钱；绸绢每匹约值一贯半钱，一百五十一万匹即值二百二十六万五千贯钱；米谷一石约值一贯钱，二千四百四十五万石即值二千二百四十五万贯钱（注：此处折算标准参见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合计约两千六百八十万贯。再加上加上按缗钱征收之税收入四千八百四十八万贯，总数约为七千五百万贯。
七千五百万贯本以堪称巨额，然此即为元祐初年前宋之岁入否？非也。
臣察知，前宋之财务一分为二，一为户部左曹（元丰改制前为三司）所统率，由转运司、州县主官、市镇税官而构成之财政收纳各衙门，其掌田赋、商税、酒税、常贡、征榷之利；
一为户部右曹（元丰改制前为司农寺）所统率，由提举常平司、州通判、县丞而构成之财政收纳各衙门，掌常平、免役、坊场、坑冶、河渡、山泽、地利、榷货、户绝没纳之财。
而前宋左曹隶户部尚书，右曹不隶户部尚书，因此天下之财分而为二。而苏辙《元祐会计录叙》中则又言：‘若夫内藏右曹之积，与天下封桩之实，非昔三司所领，则不入会计，将著之他书，以备观览焉。’
由是可知，臣等折算而出之七千五百万贯钱，不过户部可以会计之正赋岁入，而户部右曹掌管之收入，甚至未计其内。如此观之，前宋疆域不及我朝，而岁入不啻十倍！以陛下之圣明，独不以为异哉？”
说上干货就上干货，高务实在这里比较了一下宋明两代的财政收入——他虽然只说了宋朝，但皇帝当然知道本朝岁入，是以不必多说。
至于结果，当然是触目惊心，以至于高务实用了“不啻十倍”来形容。接下来还没完，高务实又继续例证宋明两代财政收入差距之大，然后再从各项生产指标如铁器、粮食（大致估算的产量）、布帛、丝绸等产量来证明实际上大明的“生产力”实际上反而超过前宋。
不过这一切都是为了引出另一个要素，他疏言：“故前宋岁入约一亿，而其田赋折钱仅约三千万贯上下（其中实物征收的米谷2445万石，折钱征收部分未知，但数目不会很大），比重不过三成而已；非农之税款多达七成。故臣言：两宋之富不在农而在商矣。
然或曰：我朝宽民爱厚，所以行此历代未有之仁政，此正圣人之所倡，汝何以两宋苛政比之？
臣亦受圣人教化，自也倡导仁政，然则税之一事，非独减免既以为仁政者也！
其为税者，既非朝廷所有，亦非陛下所有，此财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
君上代天牧民，臣等襄佐君上。税用于君者，只为使君上切实牧民，不受用度掣肘；税用于臣等，只为使臣等切实佐君，不受吃穿所迫。粒米半黍，一针一线，皆为牧民养民之所用，言何苛政？
或曰：古有汤昌，亦有桀纣。我皇上固神文圣武，焉知后世子孙皆尽贤德？倘有一二不肖，薄赋尚有可限，重税岂非虐民？
又曰：官员任免虽有所制，然貌忠实奸、表里不一者自古未可尽察，若朝廷重税以征，其作奸犯科、贪婪自取者所获十倍于今则如何？
臣以为，此正早定规制之所急要也。凡税之所征，账目须清，一两一钱，来去明晰。此
第145章 《取用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