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是大元的前身，亦是残余。
随着库里台大会的日益临近，近期以来蒙古人最重要的一场婚礼悄然落下帷幕，大成台吉迎娶了俺答的遗孀钟金哈屯。之所以是“悄然”，因为这场婚礼虽然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双方男非初娶，女是再嫁，大操大办不符常理。
除此之外，还要照顾一下大成比吉和额尔德木图的面子。
“老师，今天瓦剌人的使者也到了。”额尔德木图有些兴奋地出现在高务实身前，冲着闭目养神的高务实一拱手，道：“父亲说，就算老汗在位时曾经打得瓦剌人数次迁徙，都没有今日这般盛况，他让我前来再次向老师致谢。”
高务实没有睁眼，近来他劳心劳力，虽然年轻，也颇为倦怠，这些天一直表现得很疲惫，库里台大会的操办他几乎没有参与，全部交给把汉那吉和钟金哈屯这对新……呃，再婚夫妇自行处置。
“大哉乾元，恭喜蒙古又有了兴盛之相。”高务实语气平静地说道，然后话锋一转：“额尔德木图，你可曾想过，以元之极大，何以迅速败落？”
这不是送分题么？额尔德木图马上道：“蒙古人不知马上可得天下，马上却治不得天下这个道理。”
谁料高务实却摇了摇头，道：“元时，文化甚盛。”他缓缓睁眼，看着眼前半大的蒙古学生，微微一笑：“甚至，汉人也有不少得益于这种文化的地方。”
额尔德木图呆了一呆，迟疑道：“真的吗？”
“你不信么？”高务实微微笑着，道：“元代文化是波斯文化、蒙古文化、汉文化的结合，文化越交流就越兴盛……我举一个例子：青花本是波斯文化，蓝色调是***的主色调之一。在元之前，中国没有青花。元时，从波斯带来了这种蓝色的纹样，可以画在瓷器上。
青花瓷之前，无论中国陶瓷如何更迭，都是各领风骚，可是青花瓷横空出世之后，马上成了主流，二三百年来没人撼动它的地位。”
高务实这个举例的确没有问题，从元以后，明清两代，民窑、官窑占第一位的，都是青花瓷。晚清的时候，粉彩倒是挑战过它的地位，但最后也是败给了它。
但光一个青花瓷还不足以让额尔德木图相信，他的神情显然是将信将疑的。
于是高务实又道：“还有景泰蓝，元对大明产生重大影响的工艺品，还有就是景泰蓝。它是以蓝色基调为主的，于元代始创，跟景泰（明代年号）没关系。其实景泰蓝也是典型的外来文化，归根结底就是掐丝珐琅工艺，是由阿拉伯人——也就是回回传来。明初《格古要论》中称其是从“大食”传来的工艺。而聪明的中国匠人学会了这门手艺，再把中国纹饰套进去，发扬光大，变成中国独有的宫廷文化”。
额尔德木图迟疑了一下，小声道：“可是……此皆小道。”
“那么何为大道呢？天象之学算不算？”高务实呵呵一笑，又道：“在天象之学上，元廷主持翻译了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优努斯的《哈基姆星表》等著作，回回天文学家扎马鲁丁主持‘回回司天监’，制造了多环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仪器，中国本土的科学家郭守敬则吸收其中精华改进和制造了简仪、仰仪、圭表、候极仪、浑天象、立运仪、景符、窥几等仪器，并与王恂、许衡等人共同编制出中国最先进、施行最久的历法《授时历》。而这部历法的编成，则得益于在全国各地设置的二十七个天文观测站。
同时，《授时历》的编成，不但列出了三次内插公式（“招差法”），还使用‘垛垒、招差、勾股、弧矢之法’进行缜密计算，其中将回回发明的弧三角法应用于割圆术获得‘弧矢割圆术’（即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朱世杰的《四元玉鉴》将‘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四元高次联立方程），并提出‘消元’的解法，这比……嗯，这至今仍然是数术之巅。”
高务实刚才差点脱口而出一句：比欧洲领先三百年。
额尔德木图一直被把汉那吉教导得认为只有汉人的文化最强，虽然高务实这样说了，还是坚持道：“可这些学问都不实际。”
高务实想了想，问道：“那么，医学实际么？在医学上，出现（金）元四大学派，综合了汉医和阿拉伯医学的《回回药方》，这是一本综合性回医药学典籍，共有三十六卷，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和皮肤病等科，约有药方六七千之多，我们现在熟悉的很多药方，例如芳香挥发药、滴鼻剂、露酒剂、油剂、糖浆剂等，并非传自于扁鹊、华佗，倒是来自于阿拉伯医学带来的‘海药’。”
医学肯定是最实际的，额尔德木图无法辩驳，只好道：“可大元还是亡了。”他顿了一顿，有些落寞地道：“既然老师说大元不是亡于文化，那大元为何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高务实道：“《左传》有云：‘君以此兴，必以此亡’。处处体现其‘大’的大元王朝，只存在了百年便冰消瓦解，却也是倒在了‘大’上。”
额尔德木图诧异道：“大，也可以亡国？”
高务实道：“大自然可以说宽、博、雄、壮，但另一面也是粗、陋、散、纵。元朝的主要统治地域是汉地，但却并没有将汉人儒家文化作为统治全国的意识形态，统治者对全国实行信仰自由自是好事，但统治者本身也在各种信仰之间游荡，始终不能确立国家最根本的治国理念，就会让国家的根基完全建立在强大武力之上，也就是你方才所说的‘天下马上治之’，必然容易松动。”
这个问题，高务实没有展开来和额尔德木图说，实际上元朝的法律是杂糅了蒙古扎撒和唐宋法典而成的，本身便有很多抵牾，而元朝历任皇帝还“唯知轻典之为尚”，元末叶子奇所著《草木子》提到“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天下死囚审谳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于囹圄。……故七八十年中，老稚不曾闻斩戮。及见一死人头，则相惊骇。可谓胜残去杀，黎元在海涵春育中矣”。
取代元朝的明太祖朱元璋总结前朝时，便认为“其失在于纵驰”。对百姓用轻典自然可以获得民心，但对官员也是如此，则必然会导致腐败盛行而治贪不利，朝廷欲要宽以待民，贪官酷吏却使得民怨沸腾。
元朝本来就没有主体意识形态，本身还是异族入主，而又用法宽纵，可想而知反抗的星星之火始终不能防患于未然，一旦中央政权衰弱，便是燎原烈火。
还有，元朝人分四等，从法律上确定民族压迫政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和南人自然常怀愤愤，最大族群的精英对于这种压迫必然很难对朝廷产生归属感。
相对的，
第081章 务实授徒（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