甬东港城,渔港、船坞、盐牢、工坊、邸舍、商肆、酒垆、汤池、客舍、市楼、城仓、番市、蛮夷邸、市舶寺,如雨后春笋,接连建起。换盐、修网、上油、清舱……残血夜入船坞,明日必满血取回。还有何话好说,娘亲!扬州渔人,纷至沓来。迁居中山洲,入籍蓟国不提。不仅汉人如此,岛夷已如此这般。走出蛮荒,迁入临近蓟国港城,耳濡目染,不断向化。
蓟国大舡又运来岭南青壮健妇数万。截流治水、捍卤蓄淡。筑路造堤,通渠圩田。街衢四通,舟桥相连,不断向内陆延展。
甬东港长,授予番禺董正。
焦矫亦如愿,获番邦通商权。于港市中起高楼,自号‘胡老馆’,专与番商互市。前汉时,盐铁专营。便是后世所谓“许可证制度”。为重农抑商,前汉武帝时,推行“算缗告缗”、“均衡平准”、“谪发商贾”等,一系列措施。并规定:“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对商人征收车船税。今汉虽未行抑商,然光武帝时,桓谭亦曾提出“禁民二业”之主张。虽终未能执行,然焦矫未雨绸缪,先得蓟王许诺,再与番商互市。可谓老谋深算。有备而无患。
话说。是否置《对外贸易许可证》,蓟王亦思许久。权衡利弊,并未执行。之所以要抑商,只因商贸过于繁盛。“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不远者,利在前也”,“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于是乎“民弃本逐末”。
时“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以至于“车船贩贾,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甚至,乌桓寇云中,一次即“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两(辆)”。于此足见一斑。再深思,除去人口、资源、技术、物产,皆随两汉大兴。牛马众多,道路通达,内政外交,亦是必要便利条件。汉之强,非设身处地,而不可尽知也。
除去各自为商,互通有无。商业联盟,亦现端倪。
所谓“中舨共侍约”,即合伙商贩,共同订立契约。民间资本,开始聚集。
179 中舨共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