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数百艘船只持续打造。贞观年间，太宗皇帝曾委任阎立德“为大匠，即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并随从这批海船渡海征辽东。后来，朝廷所需船舶常向洪州定做。《资治通鉴》也曾记载太宗“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
而长江下游一带，素以水乡泽国而著称，其船舶拥有量及其航运能力更是在唐朝首屈一指。靠近扬州的江面上，船只格外见多。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扬州府……江中充满舫船，积芦船，小船，不可胜计。”《唐大和上东征传》也说此处“江中迎舟，舳舻相接。”东南各地的水道口岸都与扬州通航，大小船队，往来如梭。陈鸣《庐州同食馆记》说：“郡米数万石输扬州，舳舻相继，出巢湖，入大江。”《河东记》云：“自浙东抵扬州，……舳舻万艘，隘于河次，堰开争路，上下众船相轧。”可见，四方船舶都通过水路汇聚扬州。《五行志》记载：“天宝十载，广陵郡大风，驾海潮，沦江口大小船只数千艘。”根据李曜上次在扬州的见闻，猜测这其中必定包括外来的船舶。
李曜这一趟扬州之行，在扬州可不光是呆在养心阁养心，他不仅暗中操控军械监在扬州扩大势力，而且不动声色的网罗了不少造船业的人才，从设计到工匠，花重金大把的搜罗。
扬州是长江下游地区最大的造船中心，官营造船工场也多设在此州之内。唐中宗时，洛阳要购买“竞渡船十只，请差使于扬州修造，须钱五千贯”，平均每只船的造价为五百缗。刘晏任盐铁使后，“于扬子置十场造船，每艘给钱千缗”，其造价高过中宗时所造竞渡船的一倍。为了严格掌握造船的质量，刘晏还派“专知官十人，竞自营办”，前后制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刘晏根据扬州船业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对合理的造船费用标准。用高价格吸引造船者，同时分场设官员，允许各船场之间公平竞争。这样，不但保证了造船的工期和所需数额，也大大刺激了扬州地区造船业的发展。五十年之后，由于船场实力扩大，积累增多，成本减低，造船费用便开始大幅度下降，史称：“后五十余岁，果有计其余，减五百千者。”这说明，扬州船业制造经过长期运作，已经不断压缩了单位成本。此后，官方所用船只，常向扬州船场定货。《旧唐书》之《张仲方传》记载：“敬宗童年戏慢，诏淮南王播造上巳竞渡船三十只。”有唐一代，扬州地区的造船能力不断提高。
从扬州沿大运河北上，入淮水，通汴水，可抵达京都，这便是唐朝著名的漕运线。楚州和泗州便是淮河流域上的交通枢纽。李邕《楚州淮阴县婆罗树碑》记载：“淮阴县者，江海通津，淮楚巨防，弥越走蜀，会闽驿吴”，“商旅接舻，……鱼贯迤其万艘”。李磎《泗州重修鼓角楼记》记载：“泗城据汴淮奔会处，汴泛以射，淮广而吞，……商贩四冲，舷击柂交。”张籍曾用“春冰销散日华满，行舟往来浮桥断”的诗句来描绘当地舟航的繁忙景象。从泗州出发，进入汴、宋水域，这里又是舟船集结的地方。《李勣传》说：“宋、郑两郡，地管运河，商旅往还，船乘不绝”。而洛阳更是“水漕淮海”、“舟车并凑，水陆交冲”。宋州还是北方著名的造船基地。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宋州刺史王波利就承命“造大船数百艘”。所以杜甫说宋州“邑中九万家，……舟车半天下”。
李曜在扬州暗中搜罗的工匠技师通过“商业渠道”被转往北方，许多人甚至是拖家带口一并过去。正是因为中国人历来讲究落叶归根，让这批人万里迢迢去北国落地生根太难，所以李曜才会在扬州逗留半年之久。以他的算盘，岂能在扬州空耗许久，就仅仅为了等着将那三千骑兵带回？自然是要趁此机会办更多的事。
而黄河以北地区虽然不如南方那样舟航密布，但实际上在唐朝时期，造船业也颇具规模，幽州、灵州等地都能造船。比如太宗时，韦挺“至幽州，令燕州司马王安德巡渠通塞，先出幽州库物，市木造船，运米而进。”武德年间，高祖也曾“发卒于灵州造战船”，“置舟师于黄河之中”。
问题在于，灵州也好，幽州也罢，如今都不属于李克用，幽州虽然短暂归属，但李曜知道李克用坚持让刘仁恭出任幽州节度使之后，就没考虑过将造船基地定在幽州，再说在幽州造船，离中原未免太远，离他设想中的立身之地河中也太
第209章 出镇河中(七)